鸦片战争至特区成立前

栏目:历史 ┊ 发布时间:2019-04-08 ┊ 人气:

 道光八年(1842年),清政府与英国签《南京条约》割让香港岛予英国,咸丰十年(1860年),签《北京条约》再割让九龙半岛,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签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,英国租借新界99年,从此香港脱离新安县。1899年5月,英军由新界北进占领深圳墟、布吉,遭东莞军民抗击,被迫撤至深圳河以南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孙中山于三洲田村一带发动起义,史称“三洲田起义”(惠州起义)。1911年10月,新安民众响应武昌起义,攻占清政府县衙,新安县易主为民国政府;同年,广九铁路建成通车,设深圳站。


民国三年(1914年),全国省市名称统查后,为避免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,广东的“新安县”改名为“宝安县”。1925年6月,省港大罢工爆发,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深圳设香港罢工工人接待站,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协助罢工运动,并在深圳设广九铁路深圳车务科,受理罢工工人免费乘车,还派工人纠察队和装甲车队进驻深圳,封锁当时的英治香港[3]。1925年12月,国民党宝安县党部成立,接纳中共党员为党部常委,次年中共亦成立宝安县委和共青团支部。1927年12月,由于国共关系破裂,中共发起武装暴动,攻击国民党深圳区署。1931年,国民政府颁布《县参议会组织条例》,“宝安县参议会”成立。1937年7月,国民党在宝安县实行保甲制。抗日战争期间,县治曾迁至东莞县石马镇[4][5][1][2]。1941年,日军试图从深圳跨过罗湖桥占领香港,驻港英军遂将桥拆毁,以阻止日军入港[6]。1942年2月,中共成立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”(后称“东江纵队”),设宝安大队,与国民党军队共同抗击日军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宝安县府由东莞迁回南头。1947年3月,中共在宝安地区成立“惠东宝人民护乡团”,后称“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”,并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交火,最终取得军事上的优势。1949年1月,“江南支队”改称“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”;同年2月,东江纵队将国民党宝安县长生擒,遂控制宝安政权,8月中共宝安县委和县政府成立[7][8]。

1949年10月19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宝安县南头。1953年,宝安县政府考虑到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,交通便利,便将宝安县城从南头搬到深圳墟。由于当时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,深圳又是香港通往中国大陆的陆路主要关卡,港人乘火车前往大陆必须在罗湖站下车,然后徒步横过罗湖桥进入深圳。基于当时港人对内地政策的恐慌,深圳的酒店曾经是港人和广东省籍亲人会面的地方[1][2]。

逃港事件
主条目:逃港
1950年代至1970代末,由于中国大陆政治、经济问题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,深圳与香港的边境地区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逃港事件,人数达56万人次[9](也有说100万人次的[10])。出逃人数以宝安县最为集中,并涵盖广东其他市县以及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广西等地区,被认为是“冷战时期历时最长、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”[11]。对于1960年代之前的逃港者,被官方视为“投敌叛国”的偷渡,驻防宝安县的中国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向不听劝阻的偷渡者射击,许多出逃者因此被打死在滩涂山岗[11]。之后,由于出逃人数庞大,引起中共高层的极大关注,开始反思自己政策中的问题,认为靠武装阻止的方式不能解决逃港问题,并严令边防部队不可随意向出逃人开枪,对出逃者不予追究。有媒体认为,大规模的逃港事件是促成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原因之一。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,经济快速增长,逃港人数开始骤减,至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几年间几近绝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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